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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史-阿克苏地区的伯克和札萨克
时间:
2008.07.17 15:16:00
“伯克”原是维吾尔族百姓对统治者的一种通称，类似于汉族所称谓的“长官”、“老爷”。这一称呼起源甚早，１７世纪南疆即有这种称谓流传。
从汉唐至金元，新疆（西域）多以“流官”治军，“土官”执政，一切民政，田赋多由当地封建或宗教首领管理。少数民族首领统称“可汗”（王）的时代较长。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西域多以独立的城廓国存在，彼此之间有时依附，有时分裂或相互征战。在中央王朝强盛时期，西域诸国隶属于中原王朝，但这种封建的城廓国并没有取消，“可汗”的称谓也一直沿用。１７５７年３月大小和卓之乱爆发，这时伯克的称谓就已有了，为库车呼袋巴尔氐伯克，尼雅斯伯克曾与前来招抚霍集占的官员阿敏取得联络见新疆简史第２６２页，但尚没有被当时清皇朝承认，也没有品级、职责之分。
乾隆廿四年(１７５９)清廷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清廷对新疆波动频繁寻找对策，认为治民之官少是主要原因。但又不宜从关内遣派，于是依照当地民习，沿用“伯克”以求长治久安。于是“分品级，定俸禄，明职掌”，由上而下分层任命，伯克才成为清朝政府的地方行政官员。当时规定大伯克报请清廷简放，小伯克由办事大臣或参赞大臣委任，事后呈报备案，伯克不能世袭。
伯克的名目繁多，据《新疆图志》记载有３３种。其分类大体为：行政统治和管理６种，粮赋税务９种，宗教法官刑律５种，商政３种，各种技术性１０种。其分布情况是：伊犁２１人，焉耆２０人，库车２６人，乌什９人，阿克苏５２人，喀什５８人，叶尔羌５４人，英吉沙９人，和田４６人，共计２９５人。
人民需要安定、清廷需要休养生息，封建上层也要求避免战争的残杀，从上而下形成长治久安的普遍愿望，这也是清皇朝在南疆推行伯克制度的原因之一。
清皇朝给予伯克十分优厚的待遇，除了按品级分给“养廉田”（土地）外，还相应地分给“燕齐”（农奴）。
札萨克是蒙语执政官的意思，是一种军事、政治的混合体，后滥觞于满洲八旗。其等级以次为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均由朝廷册封，受当地办事大臣或参赞大臣节制。札萨克王公可以回避封地到别处担任品级较高的伯克。但札萨克和伯克毕竟是两种制度。即：札萨克是朝廷册封的，都有爵位，一般可以世袭，伯克是地方官员，随时可以撤换。在札萨克的封地内的人民统归其管辖并向领主交纳赋税，应格纳坦徭役的派使，听从统治。封地内的山川，河流、山林、牧地，田产均归其所有，且不向政府担负任何徭役、税赋。王公贵族对其民有生杀予夺之权。
清代的札萨克实际上是在新疆平叛中有助于清廷的上层分子。清初阿克苏被封为札萨克王公的有库车首领鄂对，拜城首领色提巴尔底、噶岱默特，乌什首领霍吉斯等，当时的爵位是：
库车，初封为“公”，不久封为贝子、加贝勒衔，晋为邢王。民国二年仍被保留并晋封为亲王。
乌什，初封为“公”，晋封为贝勒、加郡王衔。乌什暴动后原封被废。另封一贝子衔的辅国公并不是霍吉斯的后代。
拜城，封辅国公一员，后晋封为贝子。
温宿，设郡王衔贝勒一员。
清皇朝给予札萨克的待遇更为优惠，除大量的养廉田、燕齐外，还有很高的俸银，俸米。民国初期札萨克王公世袭爵位概仍其归。
不论伯克制还是札萨克制，对民众的剥削压榨和凌辱都是十分凶恶的。但在清皇朝建立的伊始对安定边疆的生活及恢复农牧业生产中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开始伯克及札萨克尚能恪守皇朝对他们赐予的封地的界限，兼并土地并不严重。从１７６２年成书的《西域图志》和１９１１年成书的《新疆图志》的资料中看，１４９年内阿克苏地区户增５３５１７户，是清初户口的４．７倍、人口增加２９１７５０人，是清初人口的７．７９倍。就这一点亦看到了它积极的一面。
封建的伯克制虽然在稳定当时局势、恢复战乱后的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落后腐朽的制度，从建立的伊始就埋下了祸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伯克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暴露。局势迫使清皇朝不得不在新疆“开置行省”，废除军府制和伯克制而实行郡县制度。于是，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清皇朝下诏废止伯克制。从乾隆廿四年１７５９到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伯克制先后经历了１２５年之后终于结束了。
伯克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伯克权势过于集中，加深了对农奴及自由民的盘剥与掠夺。他们依仗自己的权势恣意扩大领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的伯克占有土地达４０００亩之多，还有些伯克对山林、草场搞骑马圈地的侵吞方式。沙雅有一个地方叫“开特曼”，意思是“累了”。调查该地名的历史渊源时得知，是伯克骑马圈地时走累了，留下了这奇特的地名。南疆各地多“汗旦”、“帕夏勒克”之类的地名、其含意是“王田”、“皇封的田地”之类，都是伯克的封地和札萨克的顶地。
伯克还可以随意摊派格纳坦，迫使许多农民贿赂伯克，以便在清册上除名以免徭役。更有许多农民为免除徭役而沦为农奴的。这样，自由民越来越少，农民的差役赋税就越来越重。
伯克们时常行围打猎，习于逸乐，每次行猎都要派二三百名农民随行，农民既误了农时，又要出钱雇马用。苦不堪言。
伯克除对自己燕齐的妻女们姿意奸淫凌辱外，还肆意对农民及小伯克的妻女们侮辱。乌什暴动的首领赖黑木图拉对其妻被素诚“留宿衙署”一事的憎恨亦是其举义旗的原因之一。
伯克权力集中，勾结宗教势力及帝国主义分子分裂祖国。如张格尔的复辟战争，先后延续几十年，后期英、俄帝国主义者的入侵，都是和伯克们相勾结的。
阿奇木伯克多是三、四品的官衔，皆在府县之上，如实行郡县制，伯克们恐怕不服县府知事制约，成为实行郡县制的一大障碍。
张格尔、阿古柏挑起的分裂及入侵战争，冲击了伯克制及伯克的形式和利益，战争平定后伯克们要求清查和追回他们的土地和燕齐，无奈时隔多年，势难恢复原状，清皇朝只好决定给予优厚的养廉银，而这笔开支又转嫁到人民大众身上。
伯克原定是不能世袭的，但因权力的集中，其结果还是世袭的多。实际上许多伯克变成了封建的头人和世袭的小王国。又因伯克的特殊利益，就出现了出钱贿买的现象，一旦买到了伯克职务，则拼命榨取财物。吃亏的还是人民大众。
当时阿克苏区域内的情况尤为严重。清初有户口１１２８６户，根据品级的规定，伯克们即占有燕齐１１６４户，是全部户籍的１０．３％，札萨克王公台吉们占有的燕齐还没有计算在内。
人民无法生活就要反抗。１７６５年伯克制才推行六年，乌什就爆发了震惊清廷的农民起义。虽然起义半年后被镇压下去，但阿克苏地区的农民反对封建统治，反抗伯克制度的斗争则始终没有停止。
从汉唐至金元，新疆（西域）多以“流官”治军，“土官”执政，一切民政，田赋多由当地封建或宗教首领管理。少数民族首领统称“可汗”（王）的时代较长。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西域多以独立的城廓国存在，彼此之间有时依附，有时分裂或相互征战。在中央王朝强盛时期，西域诸国隶属于中原王朝，但这种封建的城廓国并没有取消，“可汗”的称谓也一直沿用。１７５７年３月大小和卓之乱爆发，这时伯克的称谓就已有了，为库车呼袋巴尔氐伯克，尼雅斯伯克曾与前来招抚霍集占的官员阿敏取得联络见新疆简史第２６２页，但尚没有被当时清皇朝承认，也没有品级、职责之分。
乾隆廿四年(１７５９)清廷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清廷对新疆波动频繁寻找对策，认为治民之官少是主要原因。但又不宜从关内遣派，于是依照当地民习，沿用“伯克”以求长治久安。于是“分品级，定俸禄，明职掌”，由上而下分层任命，伯克才成为清朝政府的地方行政官员。当时规定大伯克报请清廷简放，小伯克由办事大臣或参赞大臣委任，事后呈报备案，伯克不能世袭。
伯克的名目繁多，据《新疆图志》记载有３３种。其分类大体为：行政统治和管理６种，粮赋税务９种，宗教法官刑律５种，商政３种，各种技术性１０种。其分布情况是：伊犁２１人，焉耆２０人，库车２６人，乌什９人，阿克苏５２人，喀什５８人，叶尔羌５４人，英吉沙９人，和田４６人，共计２９５人。
人民需要安定、清廷需要休养生息，封建上层也要求避免战争的残杀，从上而下形成长治久安的普遍愿望，这也是清皇朝在南疆推行伯克制度的原因之一。
清皇朝给予伯克十分优厚的待遇，除了按品级分给“养廉田”（土地）外，还相应地分给“燕齐”（农奴）。
札萨克是蒙语执政官的意思，是一种军事、政治的混合体，后滥觞于满洲八旗。其等级以次为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均由朝廷册封，受当地办事大臣或参赞大臣节制。札萨克王公可以回避封地到别处担任品级较高的伯克。但札萨克和伯克毕竟是两种制度。即：札萨克是朝廷册封的，都有爵位，一般可以世袭，伯克是地方官员，随时可以撤换。在札萨克的封地内的人民统归其管辖并向领主交纳赋税，应格纳坦徭役的派使，听从统治。封地内的山川，河流、山林、牧地，田产均归其所有，且不向政府担负任何徭役、税赋。王公贵族对其民有生杀予夺之权。
清代的札萨克实际上是在新疆平叛中有助于清廷的上层分子。清初阿克苏被封为札萨克王公的有库车首领鄂对，拜城首领色提巴尔底、噶岱默特，乌什首领霍吉斯等，当时的爵位是：
库车，初封为“公”，不久封为贝子、加贝勒衔，晋为邢王。民国二年仍被保留并晋封为亲王。
乌什，初封为“公”，晋封为贝勒、加郡王衔。乌什暴动后原封被废。另封一贝子衔的辅国公并不是霍吉斯的后代。
拜城，封辅国公一员，后晋封为贝子。
温宿，设郡王衔贝勒一员。
清皇朝给予札萨克的待遇更为优惠，除大量的养廉田、燕齐外，还有很高的俸银，俸米。民国初期札萨克王公世袭爵位概仍其归。
不论伯克制还是札萨克制，对民众的剥削压榨和凌辱都是十分凶恶的。但在清皇朝建立的伊始对安定边疆的生活及恢复农牧业生产中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开始伯克及札萨克尚能恪守皇朝对他们赐予的封地的界限，兼并土地并不严重。从１７６２年成书的《西域图志》和１９１１年成书的《新疆图志》的资料中看，１４９年内阿克苏地区户增５３５１７户，是清初户口的４．７倍、人口增加２９１７５０人，是清初人口的７．７９倍。就这一点亦看到了它积极的一面。
封建的伯克制虽然在稳定当时局势、恢复战乱后的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落后腐朽的制度，从建立的伊始就埋下了祸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伯克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暴露。局势迫使清皇朝不得不在新疆“开置行省”，废除军府制和伯克制而实行郡县制度。于是，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清皇朝下诏废止伯克制。从乾隆廿四年１７５９到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伯克制先后经历了１２５年之后终于结束了。
伯克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伯克权势过于集中，加深了对农奴及自由民的盘剥与掠夺。他们依仗自己的权势恣意扩大领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的伯克占有土地达４０００亩之多，还有些伯克对山林、草场搞骑马圈地的侵吞方式。沙雅有一个地方叫“开特曼”，意思是“累了”。调查该地名的历史渊源时得知，是伯克骑马圈地时走累了，留下了这奇特的地名。南疆各地多“汗旦”、“帕夏勒克”之类的地名、其含意是“王田”、“皇封的田地”之类，都是伯克的封地和札萨克的顶地。
伯克还可以随意摊派格纳坦，迫使许多农民贿赂伯克，以便在清册上除名以免徭役。更有许多农民为免除徭役而沦为农奴的。这样，自由民越来越少，农民的差役赋税就越来越重。
伯克们时常行围打猎，习于逸乐，每次行猎都要派二三百名农民随行，农民既误了农时，又要出钱雇马用。苦不堪言。
伯克除对自己燕齐的妻女们姿意奸淫凌辱外，还肆意对农民及小伯克的妻女们侮辱。乌什暴动的首领赖黑木图拉对其妻被素诚“留宿衙署”一事的憎恨亦是其举义旗的原因之一。
伯克权力集中，勾结宗教势力及帝国主义分子分裂祖国。如张格尔的复辟战争，先后延续几十年，后期英、俄帝国主义者的入侵，都是和伯克们相勾结的。
阿奇木伯克多是三、四品的官衔，皆在府县之上，如实行郡县制，伯克们恐怕不服县府知事制约，成为实行郡县制的一大障碍。
张格尔、阿古柏挑起的分裂及入侵战争，冲击了伯克制及伯克的形式和利益，战争平定后伯克们要求清查和追回他们的土地和燕齐，无奈时隔多年，势难恢复原状，清皇朝只好决定给予优厚的养廉银，而这笔开支又转嫁到人民大众身上。
伯克原定是不能世袭的，但因权力的集中，其结果还是世袭的多。实际上许多伯克变成了封建的头人和世袭的小王国。又因伯克的特殊利益，就出现了出钱贿买的现象，一旦买到了伯克职务，则拼命榨取财物。吃亏的还是人民大众。
当时阿克苏区域内的情况尤为严重。清初有户口１１２８６户，根据品级的规定，伯克们即占有燕齐１１６４户，是全部户籍的１０．３％，札萨克王公台吉们占有的燕齐还没有计算在内。
人民无法生活就要反抗。１７６５年伯克制才推行六年，乌什就爆发了震惊清廷的农民起义。虽然起义半年后被镇压下去，但阿克苏地区的农民反对封建统治，反抗伯克制度的斗争则始终没有停止。